来源 : 21世纪经济报道
蒙代尔再次来到中国。
这次,他是来推广西部大开发10年来的典型经验。而此时也恰在西部大开发下一个十年规划即将推出之际。
蒙代尔作为“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”课题组负责人,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带领的研究团队,对中国西部12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。
正如研究团队所期望的,“蒙代尔的加入,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一步的实施提供国际视野,通过国际国内城市化的比较研究,总结出更加直观有效的经验。”对于西部大开发,蒙代尔认为:“从国际经验来看,中国的西部开发需要不同的经济政策,在具体的发展方式上,主要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来实现。”
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时,他意犹未尽,“我对中国西部的发展还有一肚子的想法和建议,时间总是不够。”
而作为“最优货币区理论”奠基人,人民币汇率问题仍旧一如既往的被问到。“我认为人民币的汇率不应该改变。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国际收支的问题,但是无法解决当前对于中国来说更加重要的解决需求下降的问题。”蒙代尔说。
减税是出路
《21世纪》:通过您和您的团队在中国西部12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长期跟踪研究,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西部大开发?
蒙代尔: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这个议题不止是在中国出现,在世界各国都有案例。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意大利南部的发展,即所谓的意大利“南方工程”。在意大利的案例中,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人才的来源,教育背景的不同,而中国的西部经济模式,我倾向于把它归结为区域经济模式,而不是国家经济模式。区域式的发展其实很困难,需要通过持续的发展,在每一个方面缩小差距。
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,2009年中国的出口盈余超过3000亿美元,这就是说,中国生产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的差距是3000亿美元。出现这个差距,在我看来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需求不足。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困在了国有企业中,造成了预算的盈余。钱花不出去,大家就把方向都放在了出口上。
因此,发展中国广大的、较为贫困的西部地区,在我看来就非常迫切。因为它可以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,能带来有效的需求。
中国西部主要还是经济政策的问题。在具体的发展方式上,我认为,要通过减税来发展。不止是在成都,而是在中国西部所有的省份进行大规模的减税,这样才能够促成经济的均衡。
成都模式
《21世纪》:在您的团队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,成都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。您认为,“成都模式”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意义是什么?下一步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?
蒙代尔:成都模式对于西部大开发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。我们看看四川省,它的面积比法国小一点,比德国大一点,而人口和德国差不多,但是人均GDP是德国的1/15,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紧急问题。成都模式作为一个先行的试验,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办法。
目前,成都的总部城市建设做得不错。总部城市就是指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区域总部。但是这还需要完善通信、交通、公共卫生、教育等条件。
下一步,我认为成都还需要创造良好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,抓住经济向西部转移的机会。成都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。教育水平提高,可带动整个城市实力的提高。还可以实施城市品牌建设的项目工程,以此提升国际声望。此外,成都应像伦敦、罗马等一样,有一套机制可以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《21世纪》: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,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发展,从国外快速发展的经验来看,中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?
蒙代尔:城镇化是经济过程发展的结果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农业经济转到工业经济,再转到制造业,制造业生产力大于工业,大于农业。
正是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,而发展制造业,最适合发展的地方是城市。城市是各种资源的集中地,有良好的环境来发展各种行业。
从世界来看,各个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制造业生产力都比农业大得多。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农村人口来到城市,又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就会出问题,劳动力就流失。如果农村人口来到重庆,发现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,就会转去其他城市。在一百年前,美国有40%是农业,现在只有2%,欧洲也是这样,而中国以后也是这样。
坚持汇率不变观点
《21世纪》:中国目前又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,您一贯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,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?
蒙代尔: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宏观的平衡问题。我们看到,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需求的下降,国际上的需求都放在一起也满足不了中国出口的需求。因此,目前的问题是要提高中国的工资率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,工资水平一定要上升,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的国内需求。中国的生产力太强大,必须要在国内找到消费者,因为国际市场总是有极限,必须还是要转回国内。
因此我认为人民币的汇率不应该改变。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国际收支的问题,但是无法解决需求下降的问题。
中国去年的国际收支出现了3500亿美元的盈余,这就是说,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资产方面总值是3500亿美元,这是不可持续的。再继续这样发展的话,那可能数字要大过整个美国的货币供给,所以这个现象必须要改变,但是正确的做法不是升值。
1995年,我第一次来中国,在与央行的会谈中提到,好的策略就是把人民币和美元固定汇率,把中国当成美元区的一部分,事实证明这也是中国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里所采取的措施